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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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颇为曲折，它始于1915年，最初普罗科菲耶夫将其构思为一首小协奏曲，但很快他便搁置了这项工作，转而投身于歌剧《赌徒》的创作。直到1917年夏天，他才重新回到这部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中来。1917年，尽管俄国正处于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以及十月革命的动荡之中，但这一年却成为普罗科菲耶夫创作生涯中最为高产的一年。除了这部协奏曲，他还完成了《“古典”交响曲》《第三和第四钢琴奏鸣曲》以及钢琴作品《瞬息的幻想》。在创作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时，普罗科菲耶夫延续了他将先前创作的片段融入新作的习惯，这一做法在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中也有所体现。该协奏曲的开篇旋律创作于1915年，当时他正与妮娜·梅舍尔斯卡娅热恋。而其余乐章的创作灵感部分来源于1916年波兰小提琴家保罗·科汉斯基在圣彼得堡演出卡罗尔·席曼诺夫斯基的《神话》。
这部协奏曲由三个乐章构成。
第一乐章为小行板，以6/8拍开始，在中提琴的颤音之上，小提琴以极其轻柔且梦幻般的方式奏响抒情旋律，随后长笛、单簧管和双簧管加入，与独奏小提琴展开对话。第二个主题更具技巧性和力量感，标记为“叙述性的” (narrante)。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回忆，普罗科菲耶夫曾说“演奏这个主题时，要仿佛试图说服某人某事”。乐章中节拍转换为4/4拍，调性转为C大调，与主主题形成鲜明对比。展开部由独奏小提琴的拨奏开启，对主主题进行发展。在简短的再现部中，主题并非由独奏小提琴呈现，而是由首席长笛演奏，独奏小提琴和竖琴则为之进行精心的伴奏。
第二乐章是一首谐谑曲，标记为“极活泼的”，采用回旋曲式。这一乐章充满活力与变化，时而幽默俏皮，时而带有几分顽皮甚至恶作剧的意味。小提琴独奏在此展现出高超的技巧，包括急速的音阶、宽广的音程以及持续的跳弓。这些元素不仅为乐章注入了现代感，也与第一和第三乐章的抒情性形成强烈对比。乐章的音乐语言更为大胆，展现出一种近乎“野性”的动感，最终以迅疾而短暂的方式结束，仿佛转瞬即逝。
第三乐章以中板开始，由巴松管奏出主题，伴随管弦乐队机械般的八分音符节奏。随后，小提琴接过主题，并在乐章进入中快板部分后，与乐队在独奏与伴奏角色间频繁转换。这一乐章的音乐更为复杂，小提琴在高低音区之间游走，充分利用了乐器的音域。结尾处，音乐在速度与力度上逐渐减弱，引用了第一乐章末尾的旋律，以近乎相同的方式平静收束，使整部作品形成一种循环感与整体的统一性。
这部协奏曲的音乐语言融合了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痕迹与现代主义的探索。主题常围绕下行四度音程展开，这一特征在俄罗斯传统音乐中尤为常见。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带有一种“灰暗的俄罗斯式忧郁”，与其中机械感的急速音型形成对比。与同时期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相比，普罗科菲耶夫在和声与配器上更为大胆，展现出对调性体系的创新运用。尽管当时被视为激进之作，但作品并未完全抛弃调性框架，这种手法在其25年后创作的《第一小提琴奏鸣曲》（op. 80）中得以延续，两者间在自然泛音与复合节奏的运用上有着一脉相承的痕迹。
由于普罗科菲耶夫当时四处奔波的生活状态以及难以找到合适的独奏家，这部协奏曲在完成后推迟了约七年，于1923年10月18日才得以在巴黎歌剧院举行了首演，由马塞尔·达里厄担任小提琴独奏，巴黎歌剧院管弦乐团在塞尔日·库谢维茨基的指挥下进行演奏。值得一提的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也在同一场音乐会上首次以指挥家的身份亮相，指挥了自己的《管乐八重奏》的首演。然而，这次首演相对来说并不成功，部分原因是这部作品被斯特拉文斯基更为时髦的《管乐八重奏》所掩盖。
苏联的首演则别具一格。在巴黎首演仅仅三天后，两位19岁的青年内森·米尔斯坦和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进行了在苏联的首演，霍洛维茨用钢琴演奏管弦乐部分。米尔斯坦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从俄罗斯到西方》中写道：“我觉得如果你有像霍洛维茨这样伟大的钢琴家与你合作，你就不需要管弦乐队了。”
尽管这部作品在首演时遭遇了一些挫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获得了认可。到20世纪30年代，在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等人的推广下，这部作品开始被广泛接受。与他的第四交响曲类似，普罗科菲耶夫通过这部作品试图摆脱“先锋派顽童”的标签，证明自己能够创作严肃沉思的音乐。尽管普罗科菲耶夫大半生被贴上激进的标签，但这部作品证明了他早在1917年就掌握了保留调性体系的革新路径，为他后期的小提琴作品如《第一小提琴奏鸣曲》（op. 80）的悲剧性表达搭建了技术基础。这两部相隔25年的小提琴作品，在最大限度运用自然泛音与复合节奏的写作上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