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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马勒的a小调第六交响曲创作于1903年至1904年间，并在1906年进行了修订。这部作品共有四个乐章，时长约80分钟。它有时被称为“悲剧交响曲”，不过这一名称的来源并不明确。1906年5月27日，马勒在埃森的萨尔鲍音乐厅亲自指挥了该作品的首演。值得一提的是，马勒创作此交响曲时，生活处于格外幸福的阶段。1902年，他与阿尔玛·辛德勒结婚，在创作期间，他的第二个女儿也诞生了。然而，这部交响曲却有着悲剧性甚至虚无主义的结尾，这种反差令人深思。
马勒创作此曲时并未命名，首演、出版及授权他人分析、改编时也未授权标题。1906年前后，相关演出节目单、乐谱及改编版本上，均未出现“悲剧”一词 。但布鲁诺·瓦尔特在其《古斯塔夫·马勒回忆录》中称，“马勒称这部作品为他的《悲剧交响曲》。”此外，1907年1月4日维也纳首演的节目单上，将该作品标注为“第六交响曲（悲剧）”。阿尔玛的著名言论影响了这部交响曲与悲剧的关联：“在最后一个乐章中，马勒描绘了他自己和他的衰落，或者如他后来所说，是他的英雄的衰落。‘这是英雄遭受命运的三次重击，最后一次将他击倒，如同树木被伐倒，’这是他的原话。”
这部交响曲的乐章顺序，尤其是中间两个乐章的顺序，一直存在争议。1906年卡恩特出版的乐谱第一版中，乐章顺序如下：第一乐章，有力的快板，但不过分，激烈而清晰；第二乐章，谐谑曲：有力；第三乐章，中速的行板；第四乐章，终曲：持续的—中板快板—有力的快板。马勒后来将行板乐章置于第二乐章，这一新顺序在乐谱的第二版和第三版，以及埃森的首演中都得以体现。
第一乐章整体具有进行曲风格。乐章以一个由A大调和弦转为a小调和弦的主题为特色，同时伴有独特的定音鼓节奏。首次出现时，和弦由小号和双簧管演奏，第一个和弦中小号声音最响，第二个和弦中双簧管更为突出。这个主题在随后的乐章中也会再次出现。此外，第一乐章还有一段激昂的旋律，马勒的妻子阿尔玛称其代表自己，这段旋律常被称为“阿尔玛主题”。乐章结尾处对该主题的重述，是整部交响曲中最欢快的部分。此乐章虽采用奏鸣曲式，却与传统有所不同。第一主题的暴烈进行曲风格与第二主题的抒情“阿尔玛主题”缺乏有机融合，只是机械地并置，体现出马勒对古典交响奏鸣曲式的戏仿与颠覆。而且，乐章中调性较为停滞，顽固地保持a小调的主控地位，仅通过碎片化动机而非调性张力推动进程，显示出马勒对传统调性发展手法的摒弃。
第二乐章回归到第一乐章那种无情的进行曲节奏，但采用了“三拍子”的节拍。其中间部分，即三声中部，标记为“Altväterisch”（老式的），节奏不规则（4/8拍转换为3/8拍和3/4拍），风格较为柔和。阿尔玛称，在这个乐章中，马勒“描绘了两个小孩在沙滩上蹒跚、无序的游戏”。但从创作时间来看，该乐章创作于1903年夏天，当时1902年11月出生的玛丽亚·安娜还不到一岁，而安娜·贾斯汀在一年后的1904年6月才出生。此乐章中主导的兰德勒舞曲节奏被机械进行曲切分扭曲，呈现出一种“被工业化摧毁的田园”的意象，体现出马勒在结构实验与体裁融合方面的探索。
第三乐章为听众提供了一段从作品其余部分的强烈情感中暂时解脱的宁静时光。其主要主题是一段在降E大调上的、内省的十小节乐句，不过也频繁触及小调模式。在这个乐章中，管弦乐的编排更为细腻和克制，与其他三个乐章相比更显凄美。这一乐章的音乐风格与前后乐章形成鲜明对比，在紧张激烈的整体氛围中营造出片刻的安宁，犹如暴风雨中的宁静港湾。
第四乐章是一个带有引子和尾声的扩展奏鸣曲式，其特点是情绪和节奏的急剧变化，从辉煌激昂的旋律突然转变为极度的痛苦。乐章中穿插着两次“命运锤击”。原始乐谱中有五次锤击，马勒随后将其减少到三次，最终减为两次。阿尔玛引用她丈夫的话说，这是英雄遭受的三次命运的重击，“第三次将他像树一样击倒”。她将这三次重击与古斯塔夫·马勒后来生活中的三个事件联系起来：长女玛丽亚·安娜·马勒的去世、被诊断出患有最终致命的心脏病，以及他被迫从维也纳歌剧院辞职并离开维也纳。当马勒修订作品时，他去掉了第三次锤击，使得音乐在本该出现第三次重击的地方突然陷入寂静。不过，一些录音和演出，比如伦纳德·伯恩斯坦的演绎，恢复了第三次锤击。乐章结尾处，出现了与第一乐章相同的节奏主题，但上方的和弦是简单的A小三和弦，而非第一乐章的A大调和弦转a小调。在第三次“锤击”段落之后，音乐陷入黑暗，随后长号和圆号开始带来一丝慰藉。然而在它们短暂地转向大调后逐渐消逝，最后几小节以极强的力度在小调中爆发。末乐章的再现部极为独特，以极简动机与弱奏音色呈现，如同亡灵的回响，与首乐章的实体性主题形成尖锐对比，象征着记忆对现实的侵蚀，被称为“幽灵再现部”。三次出现的降E大调属九和弦的垂直敲击，象征着不可逆的命运，从和声上具象化了“命运锤击”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