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13 ||  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派的分裂能否定义北宋变法的失败？【千秋一面|王安石变法】

前几期有一个弹幕，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发到这供大家一起讨论 “天还没亮，王安石起的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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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就属于，一个靖康之变把前面几辈人的努力全部抹杀，甚至连脸面和给人正眼看的机会都全部葬送了[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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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那年的历史高考题好像就是有关王安石变法的，不过我觉得不太好答，所以就选了另一个尔朱荣的大题[Cat2_Astromea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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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主以前讲王安石的短视频中，我说过我不是很相信关于王安石邋里邋遢描写，但没有证据，今天突然想到，一个晚年能写出“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这样干净诗句的人，怎么会是个不注重个人仪表的人？只是不那么在乎是真的。 我是很推崇王安石的诗词文章的，短小精悍，通而不俗，即便在唐宋八大家中，我也认为介甫和韩退之是第一梯队的。而且王安石的诗词文章特点就很能看出他当时的心境特点。以诗词文章点来了解当时的历史，也是一个途径。如第一次复相路过扬州瓜州渡口，就是那首著名“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虽这首诗写作时间存在争议，但大多数还是认可第一次复相时间段的），他其实明白破镜难重圆。 至于评价，博主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也是都认的。对王安石以及其变法的讨论和争议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能做到以点带面，抛砖引玉，也就不枉费博主这系列视频了。要做大事必然是偏执的，但偏执的人也是有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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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更心疼荆公了，变法本来就是神宗为了加强皇权，只是成功之后皇权肯定不能容忍作为荆公作为变法者领头者这么强大的存在，毕竟相权强大对皇权威胁太大了，不过欣慰的是神宗对晚年的荆公没兔死狗烹，荆公晚年丧子赋闲在家还能研究学术颐养天年，这算是最大的安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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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王安石变法，我有几点学习心得，供大家参考： 1史料学是很必要的，要辨析各种史料，警惕道德叙事和历史构建。出于推卸靖康之耻的需要，高宗君臣将北宋灭亡的罪责全部归咎于王安石和新法。然而，新法到靖康有60年左右，比三国的跨度还长，其中可以发生太多变化了。将北宋灭亡的黑锅扣给王安石，无疑是历史构建和道德叙事 2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十分深远。青苗法等诸多法令修修补补，一直实行到南宋灭亡，很难说失败 3关注学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前沿研究成果。李华瑞老师、方诚峰老师等诸多学者，都对变法做出了十分详细精到的研究，突破了许多刻板印象。在此，推荐几本代表著作：李华瑞《论北宋后期六十年的改革》，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伊沛霞《宋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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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伊吕之才，辅神宗之器，拓大宋西垂，抚州才子字介甫。 续韩柳文风，鼎一言乌台，开一代文宗，江宁老翁号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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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看了这王安石变法的前后，我才明白了，会做事的同时也要做人，不然你的事业容易因为你不会做人而人亡政息。沈括，吕嘉问的那些儿做法不太会做人，所以被诟病。王安石，吕惠卿，曾布，韩绛等变法虽然是因为有分歧，但是处理时候情商不足或是处理人性情偏执，上头等也把矛盾闹大，到头来形同陌路。足以让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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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成功和失败是很难定性的。它具体的法令大多沿用到了南宋灭亡，即使是极受争议的青苗法也被朱熹以另一种形式推行，而且在推行时已经扭转了仁宗时期的财政窘境，在具象的层面是很成功的。但只以王安石的至高理想来看，新法则完完全全不能说是成功的。评论喜欢过分贬低司马光等人，但是司马光这时候早就被神宗丢到洛阳修书去了，即使复相时间也不过一年，甚至在这一年之间也没能完全掌握时政的走向，将他指责为变法“失败”的主要责任人，未免太过苛刻。 这段历史牵涉到太多名分、利益之争，历史叙述受到了极大影响，至少我更相信王安石的“偏执”不是油盐不进、仗势压人的那种，而是如up讲述的那样——爱变法如生命，将正邪之争悬在心中，很固执但也会听取反对派意见的“偏执”。 需要给评论区的朋友补充一下，所谓新旧党其实经常互相借鉴，元祐的留政不留人不多说，比如徽宗年间的太师制度也是借鉴了元祐时期的“平章军国（重）事”（这段可以看方诚峰老师的论述，非常精彩）。许多古人的叙述已经很二极管了，我们要做的是减小这些干扰，去还原事件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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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这是王安石写的一首《读史》。诗中他早已得出结论：史书是无法告诉你历史真相的。也许他也早料到，后世对他本人评价，会印证这首诗的思想。 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更容易模糊后人的视角和判断，这也是至今很多历史事件、人物争议不断的原因之一。王安石推动主持的变法更是争议最大的历史事件。读历史需要一定的独立思考甚至反叛精神，如何在浩瀚无垠的史书中去伪求真，是一份十分艰难的课题。 借用陈胜利先生在他的《当改革遇到王安石》一书中通过邓广铭、钱穆史学大家的观点引出的一段话：“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从根本上来讲没有达到他们心目中深远的目标；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变法虽然失败，但王安石没有失败。” 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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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之前，司马光等人：吕惠卿是匹千里马； 变法开始，司马光等人：福建子不当为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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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雱(1044-1076)之死对王安石的打击肯定非常大，并且对于王安石来说丧子之痛绝不仅仅是自己这一脉要断绝了无人养老送终了这么简单。王安石的许多思想即便在现在都能让人惊叹，比如说对于昭君出塞这件事他能直接在诗中表示"汉恩浅胡恩深"，因此我觉得王安石这个父亲的形象，肯定是和封建大家长完全不同的。司马光(1019-1086)我果然有先见之明，只要我没有孩子，就永远不会有这种困扰了。 王安石退隐的时候也就五十多岁，实际上年纪并不算很大。毕竟像韩琦(1008-1075)富弼(1004-1083)六十岁的时候还在发光发热呢，更不用说比王安石大十五岁的文彦博(1006-1097)了。比较值得欣慰的是，王安石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和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和解了，估计他意识到了许多事情都是有局限性的，非一己之力可为也不能强求。至于他身没之后那些打着他的旗号的各种争斗，估计他也不会太在意了，虽然如果他泉下有知，看到自己刚刚故去四十多年就山河破碎，肯定会很伤心的。梁启超(1873-1929)要给王安石翻案，王安石泉下有知应该会欣慰，但是考虑到王安石后面逐渐和商鞅(前390-前338)并列嘛....... 王安石:毁灭吧，赶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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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误差这点的话也不一定，也有王安石主观追求的问题，比如，王安石本人对史家史书都有极重的消极看法，否定评价居多，还多次翻案。 归根到底，他对于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历代史家不一样，他是唯物主义，又是实用主义，而绝大多数的史家都是唯心以及重视仁义道德的，而恰恰王安石又很果敢，秉持着怀疑主义的想法，不盲听盲从，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对于历史的判读和史书记载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人差异太多。 他和司马光走不到一起，思想意识形态上应该是根本原因。 以及王安石对皇帝和官僚了不了解呢，他有怎么会比司马光知道的少？王安石虽不是司马光那种专学历史的，但通读历代史书是有的，还过目不忘，写文章用典的频率也是能反映他对史书的了解的。 而且他在仁宗朝中央区也算做过几年官的，皇帝和官僚什么样，他既不傻也不瞎，按他的标准评价的话只怕就是流俗二字了。 至于所谓王安石认不认识到仁宗的特殊性，这个我也持保留意见，仁宗在王安石心里绝不会是什么特殊的皇帝，不论是庆历新政的草草结尾，还是王安石《万言书》先后两次上书都石沉大海，以及仁宗对外战事的态度，他对仁宗失望大于期望，也没怎么指望有仁宗那样的皇帝再现，毕竟要变法，神宗和仁宗比，他还是会选神宗，虽然神宗也不是他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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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瓜]最大的背叛者我觉得是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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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夸插画好看，我跟你们不一样，我都是下班路上听音频[热词系列_肥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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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就是门下人太少了，变法不能渗透到基层，有理想的门徒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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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UP主在努力还原当时真实的政治环境，而不是简单的评价，真的很难得[给心心][给心心][给心心]政策的施行和政治斗争的走向往往出人意料，后人能站在上帝视角评价每个人在事件中的位置，可是当事人并不能准确预料其行为的连锁反应。或许老王在晚年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才会劝勉吕惠卿不要一味纠结过去，而是“进为于圣世”。但“背叛者”们并非没有责任，如果他们的态度更加谨慎，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有理智的认知，熙宁时期就可能延长，至少不会发生王雱的悲剧。 看了一些论文和部分长编，感觉在元祐和绍圣时期，稳健的政策与激烈的党争并行，主政诸公有意避免之前的失误，却将政局一次次引向动荡，十分不解。期待UP主对“后王安石时代”作深入的解读[打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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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下面变法最近坚定的是章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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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才智双全，还有边功，可是史书对他的评价懂得都懂[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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