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16 || 阿云案内幕？司马光视角的北宋变法，《资治通鉴》诞生过程全解【千秋一面|大结局】

不只是针对这期视频，感觉UP的评论区里面还是有太多的情绪化评论，压根不像是看完了整个视频之后发出来的。我还是要重复一下我们高中的历史老师反复强调的一句话，“看待历史人物及其行为以及历史事件，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生产力水平，不能用上帝视角和情绪化的眼光去看待”，当下的很多历史发明、暴论与朝代斗兽行为，其实就是建立网民普遍做不到尊重客观规律、代入事件和人物所在年代的历史发展情况，给了它们野蛮生长的土壤。

♥ 386 ↩ 23

司马光人生最后时间段的执拗，跟其身体也脱不了关系的，本来就感觉自己不行了被太后架上去，为相八个月就去世，所以非常急切的废除新法。不过他也只是开了个头，元祐元年全废新法其实还存在拉扯和折中的阶段，不过他元年就死了，后续过程随着旧党派系内部的争斗，也不是他可以影响到的了。在我看来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有理想有道德有素质的人，但往往整体局势的发展并不是按个人的期望发展，这就是历史的嗟叹。

♥ 273 ↩ 34

看完这一集，仍然非常认同邓广铭先生的话：“对于司马光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践，似乎都很难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他在史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却应予以充分肯定”。

♥ 178 ↩ 6

资治通鉴的确是帝王教科书，宋宁宗和讲读臣僚从庆元元年（1195）开讲始读资治通鉴，到嘉定十一年（1218）终卷读毕，花了整整历时19年时间。对三百万言的19年阅读，宁宗很有成就感，不仅同意宣付史馆流芳后世，还大张宴席，款待陪伴他一同阅读的讲读官和相关人员。《玉牒初草》卷上在四月己未条载：“以经筵进读《资治通鉴》终篇，赐宰执、讲读、修注官等燕于秘书省。”

♥ 150 ↩ 30

贴一份陈高华、陈智超《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对资治通鉴的评价。 《通鉴》是编年体的政治史著作，关于经济制度和措施的内容较少，文学艺术和宗教等方面更少。全书原则上不记符瑞、谶纬、占卜、神怪诸事。顾炎武说：“《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资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书中记载历代大小战争比较详细，单就隋唐五代时的农民战争来说，隋末农民战争和唐代袁晃、裘甫、庞勋、黄巢乃至五代十国时不少起义资料，其中不少是纪传体正史中所没有，或虽见于正史，却是记载混乱，经过司马光加工整理，一般都作了较合适的处理。如果说，《通鉴》中的秦汉纪部分看不到任何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部分所用资料约有十分之一左右不见于现存其他史书，那么，唐五代部分的史料，便有半数左右仅见于《通鉴》，因而它是极为宝贵的。由于《通鉴》行文，通例不记出处，只在记事互有出入时，才备列众说，择其可信者从之。司马光自称“参考群书，评其同异，傅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编写《通鉴》所用书目，人们是从《考异》所引书目计算的，具体数字，人言而殊，可以肯定，除现存正史之外，尚有三百种以上。《通鉴考异》总共三十卷，其中隋唐五代部分占二十三卷，由此可见，隋唐五代史事纷繁复杂与删削的不易了。

♥ 104 ↩ 2

upup～我想提问。看到资治通鉴部分听到 资治通鉴的草稿真迹是在台北故宫 那国家图书馆那个呢？[撇嘴]

♥ 74 ↩ 7

宋朝其实是中国进入近代型国家的历史机遇时期，跨过去了，就进入中国版的西方近代史，很可惜最后因为北宋灭国回归了保守封建。

♥ 89 ↩ 70

最适合光哥的职位是文化宣传，而不是主政[口罩]

♥ 91 ↩ 7

王安石有眼光有想法，能制定很多利国利民的法令，司马光虽然没有王安石的眼光，但他懂历史，老王的每一条法令一出来他基本就能看出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而且两人的私德也没话说，如果两人性格没那么拗，各退一步，王安石制定法令，司马光查缺补漏，那他俩绝对是最好的搭档，可惜啊

♥ 66 ↩ 3

司马光和王安石不是还有不纳妾这么一个共同点嘛，不过司马光倒是能够一逸永逸的永远体会不到王安石的丧子之痛了。当然，司马光大概也无法理解宋仁宗（1010～1063）一定要有儿子的急切愿望，没有儿子就没有呗，多大点事至于这样吗。 讲真，司马光的思想虽然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但要说他是鼓吹等级制度的卫道士也确实不妥。资治通鉴在写到东汉灭亡之后，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分裂时期司马光还写了一大段来阐述自己的正统观，大体意思就是谁能平定天下安定百姓谁就是正统，要是谁都做不到那标榜自己正统其它政权都是篡逆毫无意义。司马光还表示我之所以在纪年的时候采用曹魏，东晋，南朝，五代的年号纯粹就是为了方便，完全没有认为这些政权是正统，而蜀汉，孙吴，十六国，北朝以及十国都是伪政权的意思。那段话甚至看起来完全就是写给千年之后的朝代粉看的。想到不少人还为三国时期谁是正统争来争去，蛮讽刺的

♥ 70 ↩ 9

任何历史学者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这是非人要求，就算是“官方正史”也是如此。 对后世而言，太久远的年代，哪怕只是借条、契书，也有“历史价值”，而历史学者们自己对前代的记录、分析，对其所处时代的记录，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就算它们“主观”“片面”“错漏”，也不能否定作品及学者的贡献。 现代许多人，尤其是“连门槛都未入”的人，实在是被中国历史的漫长和历史作品的“众多”给惯坏了。 但实际上宋之前的历史资料留存太少。

♥ 48 ↩ 4

看温公底私德，是个好人，无所争议。又读渠《通鉴》五代部分，头头是道，文采飞扬，将五代底歹事说清，省了某不少工夫。又见渠论唐庄宗及周世宗，不乏高见，鲜明两者之高下，为某所折服。可见温公为著史之逸才。 然渠性迂腐，教他做宰执底大事，容易偏执，不听谏劝，只管新法尽是坏人底弊政，不理渠好坏，悉数去之，坏了大事。岑仲勉讥之《通鉴》曲笔，盖是如此。

♥ 44 ↩ 1

中国的传统叙事中，君主是有权力也有义务的，而对于不合格的君主大臣可以选择不服从，甚至也可以讲他替换甚至杀掉。但是作为父亲的权力是无限的，他们不具备任何义务。早在上古的尧舜禹时期，舜的故事就教导人们对于父亲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理解宽恕，即便父亲要杀你也必须无怨无悔。而到了孔子（前551～前479）的时代，虽然他也强调了小杖受大杖走，但是即便在早期的儒家体系下对孝道的推崇也已经非常吓人了。在儒家传统中，对于父亲的决定儿子可以劝阻，但如果劝阻无效的话必须要不折不扣的帮助执行，即便这个决策sb到极致也必须一边哭一边执行。 虽然父权制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地区普遍存在的，但是对父权的推崇到这种地步并在政治正确中完全免除父亲一切义务的，恐怕真的独此一家了。

♥ 49 ↩ 6

十多年前，在报纸上我看过这样一个案子。一对农村男女在父母介绍下结婚，但女方并不愿意，就在结婚后以不行周公之礼相抗衡。农村是这样，现在这种情况也很多，办婚礼等于结婚，而并不是很看重是不是领证。有一次，男方在喝酒后就把女子捆了起来，然后霸王硬上弓。女方就跑到城市以自己被强奸来状告男子。当时警方很难办，这男的确实违背女子意愿，但是俩人虽然没有领证，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但在民间风俗上已经是夫妻了，夫妻就不能用强奸来定义了。案子经媒体发出后，不仅在农村引起大的轰动，就在城市也引起不小的讨论，结果如果没有记错，是和解，女方销案。 阿云案的矛盾点也在于此，在北宋法律上俩人其实不是夫妻，但是在民间习俗中，俩人已经是夫妻了。意图谋杀亲夫和不想干男子性质自然不同。许遵这点他必然是清楚的，许遵是有枉法曲解的。但是韦阿大并不是一个好丈夫，且多有暴虐之举，许遵之举，以法律模糊空间给阿云一个生路，我钦佩许遵。法律不仅仅是严苛的条文，在执行中也需要有温情和变通。当然阿云案和王安石本人所经手的鸟案，许遵和王安石都有在法律下活人之举。就是到今天，在法律界依然有不一样的看法。 其实这就设计到大家对法律的认知，到底是应该严格执行法律条文还是要有一定变通，死刑到底要不要废除？今天依然难有共识。

♥ 60 ↩ 12

南宋思想家陈亮认为：“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他还说：“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事实上，阿云案不过是神宗朝法律变革的一个开始，神宗朝不仅对法律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完善，其立法数量也可以说是宋代的一个高峰。宋神宗与王安石更是官办律学，并要求在职官员要考核法律。而元丰年间，民间也出现了“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的普法行为，宋代的法律文明由此可见。 当然，随着宋代立法增多，也出现了法律繁冗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神宗朝以前就出现过，因此神宗重新界定了敕令格式的功能，但是即便如此也解决不了法深而密，并且变化无常的弊端。但是，当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已经克服了旧的问题，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宋代法律有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 32 ↩ 10

不能学以致用的历史学家，可惜悲哀[笑哭]

♥ 45 ↩ 3

古代稍微有一些家庭条件的知识分子，都会把资治通鉴作为历史入门教科书，比如我重点研究的清朝人阮元，10岁左右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去看资治通鉴，从系统了解而非专研的角度而言，资治通鉴对于宋以前历史的总结效果是无可替代的。

♥ 51 ↩ 2

B站有个up做过阿云案的讲解，感觉王安石有点卡当时法律bug的感觉。虽然司马光说的更有道理，但是结合古代思想的局限性，很难让我偏向他。

♥ 38 ↩ 33

司马光适合去学校教书，但是王安石更实用性，能做事，而不是只是空谈儒家那一套忠孝礼义廉思想

♥ 52 ↩ 2

《续资治通鉴长编》怎么样 此书如何？

♥ 28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