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东汉的崩溃，始于一次集体的“寒心”【武黎嵩·泱泱汉风】

我必须要说，很多人就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入脑，张口垄断闭口阶级，仿佛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其实离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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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许多官员真的是可以为了心中的正义抛头颅洒热血，违抗君令怒怼权贵的。赵娥为父报仇，当街杀人后，县尉县令宁可弃官论罪也要放人；曹操刺杀董卓不成被中牟县县令抓住，县令也弃官放人；吕布杀董卓后，被李傕反推逃出长安，朝中那些一向看不起武夫的大臣竟然拼死保护吕布家小，并送还吕布；党锢之祸时，朝廷派人去抓士人，士人逃入另一个士人家里，那个士人也拼死相保……若论整个国家社会风气，确实是有史以来最高尚的时代，哪怕现在也多有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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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士族崇尚清廉之风，其底层逻辑是一个双向互构的过程：一方面，家儒思想提供了以自我革新为核心的价值内驱力与伦理框架；另一方面，东汉的察举制度与社会结构（豪族庄园经济为基础）将此伦理框架转化成实际行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在这种思想与历史的合力下，知识精英（豪族）通过恪守并彰显包括清廉在内的儒家道德，不仅实现了个人“修身”的目标，也稳固了其家族作为“社会中坚”的世代地位。 《后汉书·杨震传》载其“暮夜却金”，并言“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可见不断革新的内驱力才是能保证家族长久繁茂，荫庇子孙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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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社会道德层面确实是前现代典范了，但经济上已经进入了庄园时代，宗贼也开始冒头，只是因为天下崩溃的时机恰到好处，很多东西刚刚冒头就被破坏性的社会给打了个七零八落，因此很多东西没有显现出来，后面曹操屠城，搞肉干，屯田屯到农户大规模成建制逃亡东吴更是把整个时代精神搞了一次光速滑坡 但后面西晋在七王之乱爆发前还是有过贾谧治军严格秋毫无犯，应该说在西晋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士人有崇高理想的，但之后的衣冠南渡算是彻底把时代精神给摧毁了，从这之后我们印象里面徐阁老那种一朝为相要搞他几万倾田的事情才开始发生，但在到达这个境界的过程中还是有北齐荒诞朝政，唐中晚期极尽奢华，北宋无限制党争才到徐阁老那一步，但到了清代这才有现代人刻板印象中的豪强，道德极其败坏的土豪劣绅才真正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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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知识精英传承了文化可以接受，但是说这群人能不断自我革新就夸张了。难道不是被黄巾军、乞活军、黄巢、李自成这些反抗者逼得不敢压迫过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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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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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豪族大部分都很清廉的话，又怎么解释光武帝度田失败，以及到安顺二帝就开始的民间起义。安顺二帝时期还勉强能解释为外戚宦官的问题，但是光武帝时期应该没太多外戚宦官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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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视频应该和之前讲东汉和杨震的两期连在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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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好啊。我始终认为春秋的贵族政治远好过暴秦的平民军国主义（原子化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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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在唐武宗一朝主政就非常反对大肆任用科举入仕的官员，主要就是因为他觉得科举入仕的这些进士，有很多都是轻浮之辈。这在唐朝也是事实，科举进士中第之后要组织曲江宴饮，会有很多人来围观，尤其是很多女子也回来围观。这些新晋进士们中会有很多得意忘形，在宴饮之时会调戏前来围观的女子。李德裕并不反对进士得到重用，但是认为进士入仕的官员应该着重考察他们的品德和治国理政的才能。到了唐宣宗时代，由于唐宣宗和唐武宗之间的矛盾，李德裕被罢相，唐宣宗也全盘否定了李德裕和唐武宗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并且大肆鼓吹科举入仕，唐宣宗的宰相大量采用进士入仕出身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有真正治国理政的才能，导致唐宣宗时代实际上是一路走低的，只不过唐宣宗这个人运气不错，他任上张议潮归义军归唐，这个完全是由张议潮兄弟以及河西唐朝军民创造的奇迹被算到了唐宣宗的功绩上，另外，他死的也及时。他的死还变相为唐朝泄压，导致这些矛盾一直延后到唐僖宗时代才爆发，加上他喜欢用《贞观政要》来打造人设，才得到了一个“小太宗”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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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家风，不如说是掌握了解经权，垄断了教育权进而维持这种垄断的需要吧？与西方的教会类似，也是统治者维护统治意料之外的产物，如果汉武帝不独尊儒术，士族也难以靠解经主导，教会最初也颇重信仰，但后来多是克洛德这种尝遍苹果爱禁果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些豪族从东汉到唐一直延续，直到科举和印刷将他们摧毁，恐怕家风与其说是德性的选择，不如说是垄断知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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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伪君子和真小人飞速的繁殖。是真的看了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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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黄巾起义的愤怒从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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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老师的讲解，帮我打开了新思路，改变了一些先入为主的固有观念。 我可以理解豪族作为文教精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很大程度上承受了来自专制皇权的压力，在政治和文教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经济上，我还是抱有一些困惑也好，偏见也罢，希望老师不吝赐教。 比如《后汉书•仲长统列传》里收录了一篇传主的文章《理乱篇》，里面写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贷，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 我在这里不敢妄加揣测，但是考虑到汉末存在的大量流民，以致能到黄巾之乱的那种规模，很难想象单纯是因为天灾或者帝国顶层及其意志延伸——文法吏的横征暴敛和严刑峻法，而作为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世家大族无可指摘，比如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荫占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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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东汉的党锢之祸和明朝的党争最本质的区别是，东汉是士大夫阶层与宦官和外戚因为价值观和道德准测而抗争，更像是理念之争。而明朝的不光有士大夫和宦官，还有士大夫与士大夫之间，因为权力资源，和政治话语权相互明争暗斗，既利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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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成熟的随想：经学昌盛与豪族研究经典，在我看来是儒学会比法家涵盖的范围更广，包括朴素的政治哲学、人伦天理等等，更加起到教化作用，而法家除了君主研究的法术势以外，其作为律学的本质又是有着很强的专业性； 讨论到家风，我觉得所举那些例子乃是各个家族里最为人称道的道德标杆，其家族的人不太可能做到一模一样的水平，然而正是有这样榜样的影响，其平均下限也不会特别的差；外戚宦官是一朝得势，其品德才能是否经过细细考察，可不可靠，相对于士族阶层来说大概率是不如的，因此放任不靠谱的外戚宦官任用私人，严重影响东汉的治理； 说到功曹让我想到读杜凤治日记，两千年后治理郡县和古人一样的是征税劳役，不一样的是后世完全将基层作为汲取资源的池子，官吏为了维稳确实要经常打点士绅，尊重他们的利益判决，士绅也要巴结贯彻官员随意指认，而不是以价值观出发去判断行为正确与否 总结来说，早期帝国虽然搭建起一套以皇帝朝廷为中心的官僚体系，但是皇权还没有从意识形态上完全规训征服整个天下，因此在皇权和知识精英之间斗争的缝隙中还有着社会的发展诸多可能，但终归皇权掌握大多数资源，皇帝的神圣性也是很难动摇，知识精英人虽多，但却也很难公然去否定皇权存在的合理性，最后他们的斗争多半都是皇权逐步规训成功，不知理解是否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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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有些疑惑，这些人作为世家门阀的一员，完全可以靠家族力量开小灶吃吧？比如各种点心之类的。干饭茹菜是否只是一种作为“清廉”的表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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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强首先是地主阶级，所以不管追求官位也好声名也好，必然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就算有个别豪强高风亮节，那也是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做出的背离其所属阶级整体利益的行为。阶级的行动在根本上受其客观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存在一个会主动背叛自身生存更急的阶级整体。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和劳动人口，那么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就在于从皇室手中夺得更多的土地人口。在这一方面，地方豪强和皇室天然存在利益冲突。至于该如何看待这些豪族，那得看这些豪族是否发展了生产力，是否缓和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否让封建生产关系得到发展。 从生产力来看集约型农业确实比一户一耕的小农经济更有优势，且庄园经济对于先进技术的普及也有推动作用，使得部分先进农耕技术能够更好更快得推广从而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人身控制之上的，其目的是巩固自身利益而非缓和社会矛盾。这些豪族们促成的庄园经济和士族门阀制度将封建生产关系推向了一个更加固化，更加分裂的新阶段。 如果问东汉时期的知识分子们有没有风骨，那自然会有一批人有。毕竟儒家价值观里，以身证道是一种非常高的价值实现的方式。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体来看，东汉的灭亡和豪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势力的扩张也脱不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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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给苏轼作墓志铭里面讲，苏轼十岁，妈妈程夫人教苏轼《东汉史》至《范滂传》。苏轼问：“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妈妈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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